中国人为何 患上了手机依赖症?

2017-08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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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口众多。城市规模大、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素质差别大,利用智能手机可以轻松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。而中国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,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理。别人在做的事情,自己也要去尝试,这也是短期内“智能手机依赖度”上升的原因之一。同时,对于急性子的中国人来说,使用智能手机可以让他们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或发消息。不过,对于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民工来说,智能手机的普及正在拉大差距,使其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不便。
 
  “现金?我已经不带现金出门了。两月份过春节时取了1000元,现在钱包里还有300多元。因为在餐厅付餐费和在便利店购物时,都可以用智能手机结算,所以已经不用现金了。再说从钱包里掏零钱也麻烦。”我4月下旬来到久违的上海时,一位姓王的朋友不经意地对我说。
 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,在中国的城市里,用智能手机付款已经变得很自然。据我所知,中国迅速发展到这种程度,进入“脱现金社会”,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很难想象的。
  在中国,智能手机开始爆炸性普及是从2013年底开始的,那时距离现在不过才三年左右。在这期间,出现了售价1000元以下的低价位智能手机,用上了4G通信系统,智能手机机体也变大,还不断出现了很吸引人的App。当然日本的智能手机也有很多App,但大多是限于“游戏”的内容,并不涉及对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。
  而中国的智能手机App很多都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在出租车不足的北京和上海,呼叫出租车的App是必需的,此外还有可以即时支付各种公共费用的App。不仅如此,你可以不用排队,不用去银行,不用到远处购物。总之,在人口众多,城市规模大,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差别大的中国,利用智能手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。其便利、轻松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。
  中国人频繁使用的是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用于结算的App。2016年中国通过智能手机支付的金额,换算成日元已达到了600万亿日元(约合36.8万亿人民币)。
  在有些店里,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可以使用,有些店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,而消费者往往会下载两种App。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支付App,甚至连街头的报摊、餐饮摊点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费。
  到现在,在大城市恐怕很难找到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结算的商店,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便利,就变得离不开手机。
  如果是在日本,去任何零售店,店方都会准备好现金零钱,店员的素质几乎都达到了一定水平,也不用担心假钞问题,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度不如中国高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。但是在中国,因为存在上述不便,所以反而智能手机发展迅猛,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越了日本。
  此外,中国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,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理,别人在做的事情,自己也要去尝试。这是短期内“智能手机依赖度”上升的原因之一。
 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,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,一下子就会给日常生活造成妨碍。最近人们从事商务活动初次见面时,都不交换名片了,而是习惯把对方添加到微信朋友圈里。不仅是购物时支付款项,与家人或朋友预约见面,与有工作往来的人进行业务联络,全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机。
  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智能手机,对于急性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适合的工具,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边走边用手机进行语音聊天,因为这比发信息的速度更快。据说现在还利用微信搞舆情调查或者发送通知,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App,就会跟不上时代。
  其结果,除了睡觉时间以外总也离不开智能手机的“手机成瘾者”增多,夸张一点说,已经开始出现“手机重要性仅次于性命、手机与身体一心同体”的情况。
  我最早感觉到中国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,是在2014年初。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地铁时,放眼望去,车厢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或者刷屏。那个场景作为“此前见所未见的情景”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  2014年,在人口不到14亿的中国,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约为5.5亿。自那以来仅仅两年半,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达到八亿至九亿。到现在,堪称“手机依赖症”的对手机的热衷丝毫不减。
  不过,随着对智能手机“依赖症”的加剧,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对于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农民工来说,智能手机的普及拉开了与他们的差距,社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便。
有没有智能手机、能不能熟练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,会给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差异,导致严重的“智能手机差距”,而这在五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。在独居老人增多的上海,围绕智能手机的问题将来可能成为社会问题。
据中国媒体报道,今后智能手机上的App不仅能使个人用来进行支付、预约、购物等等,还将在教育、医疗、行政机构、交通、保险等领域用来扩大服务。
 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,中国社会在“拥有智能手机”的前提下已经起步。只要居住在中国,恐怕就避不开智能手机。我这次在上海采访时,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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