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励志篇]比尔·盖茨:什么是乐观?

2018-07-24

能受邀到斯坦福做毕业演讲,对任何人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,我们尤其如此。斯坦福是个盛产天才的地方,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,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概括,我们最爱斯坦福的一点,是“乐观”。

这里有浓郁氛围,让人觉得创新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也正是这种信念,让我在1975年离开波士顿郊外那所大学,并永远辍学。我相信,神奇的计算机和软件会帮助各地人,让世界更美好,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40年,我和梅琳达结婚也已经20年,我们比以往更乐观,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我们学到的,你我的乐观将如何帮助他人。

我和Paul Allen创建微软时,想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带给人们。当时,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计算机,我们希望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份力量,使计算机民主化,到1990年代底,我们看到个人计算机对人的巨大效用,但这种成功,产生了新的困境。

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计算机,而穷人不能,这种技术将加剧不平等,这与我们的核心信念相抵触,因次我们努力缩小差距。我把它当作微软首要任务,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的首要目标,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,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。

1997年时,“数字鸿沟”引起我的关注,我首次去南非出差,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人家中,当时距NelsonMandela 上台只有三年,种族隔离刚刚终结,我同主人共进晚餐,主人用红铃唤来管家,餐后女人会和男人分开,男人们开始抽雪茄,我心想,幸好我读过简·奥斯汀的书,不然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第二天,我到索韦托,约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贫穷小镇,也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。从城区到小镇非常近,而入口却如此突然而刺眼,我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索韦托之行,让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无知。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,和我们在美国做的一样,但我很快明白,这里不是美国。

我见过关于贫穷的统计,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,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铁皮屋里,没有电,没有水,没有厕所,大多数人不穿鞋,在街上赤足行走,不过,那里没有街道,只有布满车印的泥路。

社区中心没有持续电力供应设施,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,从社区中心链接到200 米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,看到装置后,我明白:一旦记者离开,发电机会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,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会离开这里,为不能被电脑解决的问题担忧。

当我对媒体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,我说:“索韦托是个里程碑,我们正面临的重大决定是,科技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落后,也就是要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。”但当我读出这些词,我却发现它们关系其实不大。

当时我没说的话是:我们并没注意到一个事实,这块土地上,每年约有50 万人死于疟疾。在我前去索韦托前,我自以为理解世界的问题,但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视而不见,我如此震惊于所见,并因此扪心自问:我还会相信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吗?我对自己保证,在重回非洲前,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困的原因。

这些年来,梅琳达和我发现了更多贫困者的当务之需。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,我来到一家医院,探访MDR-TB (抗药性结核病)患者,或叫耐多药结核病,一种治愈率不到50% 的疾病。

我还记得这家医院,一个绝望之地,巨大的开阔式病房中,无数病人拖着脚步,穿着长衣,戴着口罩,有一层楼专为儿童开设,包括一些床上的婴儿,这有一家很小的学校,让适龄儿童学习,而很多孩子却撑不到那个时候,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。

我同一位30多岁的病人聊过,她曾是结核病医院一名职工,因咳嗽病倒。她看了医生,医生说她患上耐多药结核病,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,她活不了多久了,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床位,这是一个有着排队表的地狱。但见到地狱,不会减少我的乐观,它指引乐观。

离开时,我坐进车里,告诉医生我们的身份,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很难治,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。实际上今年,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个阶段,对那些病人,他们不需再为18个月50%的治愈率花费2000 美金,只需为6个月80% 的治愈率花费不到100美金。乐观常被视作为错误的希望,但错误的绝望也存在着,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时的这种态度,实际上,我们当然能。

梅琳达和我,都见过过灾难性的场景,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,即使在绝境之中,乐观会加速创新,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,但如果你从未看过遭受痛苦的人,你的乐观不会有用。你永不会改变世界。

这让我想到我眼中的一个悖论。现代世界是创新不断的源头,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,创立新公司,有思想的学校,硕果累累的教授,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,神奇药物,还有优秀毕业生,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,还是在深沟中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,你都在为人类见相互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。

但与此同时,如果你问全美国人,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?大多数会说“不”,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孩子或自己更好,那么,究竟谁是对的呢?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,让世界更好的;还是目睹不平衡趋势,及机遇减少且不指望创新带来改变的?

在我看来,悲观者错了,但他们不疯狂,如果创新完全由市场驱使,如果不关注巨大的不平等,那么我们催生出的惊人发明,将让世界分化得更剧烈,我们无法改善公立学校,无法治愈疟疾,无法终结贫困,不会做出发明,让贫困农民在变化气候中种出食物。

如果我们的乐观并未指出问题,那么我们的乐观需要同情心,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,我们会看到贫困、疾病与破败的学校,我们会以创新作答,让悲观者惊讶。

在下一代中,你们这些斯坦福的毕业生,会引领新一波创新的浪潮,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?如果你们的世界很宽,就会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,如果你们世界很窄,则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。

我从索韦托开始学到,如果我们想让乐观关系于所有人,赋予各地人以权利,我们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。

如果我们有乐观,却没同情心,那么掌握多少科学奥秘都没用,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,而只是在解谜。我想,你们大多数人的视野比我当时更宽广,在这方面,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,如果你们能全身心投身于此,我们对此迫不及待。

当你们离开斯坦福,带着你们的天分、乐观及同情心,改变这个世界,让千百万人为之乐观。你不需要着急,你还要开创事业,付清债款,找到并结下合适的另一半,现在做这些就足够,但在你的生命之中,可能你自己并未计划过,你会看到让你心碎的苦楚,而当这发生时,不要掩面而去,就在这一刻,改变孕育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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